《活著》讀后有感

讀完余華的《活著》，內心仿佛被巨石所壓，彌漫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重之感。情緒欲發卻無處傾瀉，猶如重拳擊于棉絮，無力而郁結。作者借由主人公徐福貴的自述，以冷靜而克制的筆調，將其跌宕起伏的一生徐徐展開：年少時家境優渥，卻因縱情聲色、沉迷賭博，最終傾家蕩產，氣死生父；意欲改過自新，卻因母親病重進城求醫，被國民黨軍隊抓作壯丁，幾近喪命戰場；歷經艱險返家，母親早已離世，女兒鳳霞因高燒失聰成啞；人到中年，兒子有慶在縣城讀書，卻為給縣長夫人獻血遭庸醫過量抽血而亡；喪子之痛令妻子家珍病體加重，終至臥床；終于獲得幸福的聾啞女兒鳳霞，又在產后大出血中逝去；妻子不堪連續喪親之痛，隨之離世；女婿二喜死于工地事故；唯一的外孫苦根，也因貪食豆子腹脹而夭。最終，只余孤身一人，與老牛相伴。

《活著》不僅是一個家庭的苦難史詩，更是一部濃縮時代更迭與社會變遷的歷史記錄。在那樣一個年代，如福貴般遭遇的底層民眾不可勝數，他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縮影。福貴的一生，映照的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諸多重要階段：抗戰勝利、土地改革、人民公社化運動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等。其命運之悲，不僅源于年少過失——諷刺的是，這過失反而陰差陽錯使他免于一死（獲得其家產的地主龍二后被槍決）——更源于大時代背景下個體命運的無力與卑微。歷史洪流滾滾向前，渺小個體如不能順應，便易被吞沒。如何在動蕩中自處，是每個人必須面對的命題；而唯有活下去，才可能懷抱希望。福貴之堅韌，使他成為那個時代的強者。

余華的筆調沉著而冷靜，所有悲歡離合皆控制在沉穩的敘事節奏中。所謂悲劇，正是將美好撕裂于人前。盡管情節極盡慘痛，作者卻未曾摻入主觀情緒，其克制與抽離令人敬佩。正如他所說：“我在尋找的是真理，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。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，不是控訴或者揭露，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。這里所說的高尚，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，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，對善與惡一視同仁，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。”如此境界，近乎中國古人所謂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不以個人好惡評判世界，從而抵達更高層次的文學真實——它連接了過去與未來。

一部悲劇作品，若僅止于震撼人心而未能引向深層思考，便難以稱為杰作。《活著》顯然超越了這一點。“生存還是毀滅”，這一哈姆雷特之問，百年以來無人能全然解答。余華通過福貴的一生，傳遞出這樣的信念：無論境遇如何，只要有親人相伴，就有活下去的勇氣與意義；即便親人盡失，為他們曾經寄托的希望而活，亦是一種生命的尊嚴。

我們有幸身處這一偉大時代，大多數人不必為生存與否憂慮，而是能為理想而努力。當前中國正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征程，這意味著困擾數千年之久的民生基本問題，得到了歷史性解決，縱觀中國五千年歷史，唯有共產黨做到了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人民生活日益改善，國家從貧弱走向富強。然而，我們不應忘記前輩所受的苦難。正是他們的犧牲與堅持，鑄就今日之中國。我們應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銘記歷史、奮發向前，為民族復興貢獻己力。

生命有其尊嚴，值得敬重。無論遭遇多少苦難，努力活著，本身即一種莊嚴。（靳靜）